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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忠实:我真实地写了那段历史中的人们

2018-05-06 16:41:26   来源:   

  陈忠实:我真实地写了那段历史中人们的

  苦难、挣扎、奋斗和被伤害

  陈忠实清楚《白鹿原》的敏感性,他也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发表小说。但并非像外界想象的

  “客观、中立”的写史态度,在作家看来,历史不是中立的

  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月,《白鹿原》正式稿完成的那个傍晚,四点钟的太阳尚未落山,独自在家的他忽然觉得“缓不过气儿来”。他似乎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些年,好不容易走到洞口,但“那种光明让人受不了”。他出门蹲在河边抽烟,还放了一把火,听着夜风中哗哗作响的荒草,才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过后释放的痛快。

  你简直无法把这样的画面跟如今的陈忠实联系在一起。保守统计,小说《白鹿原》十多个版本的总销量至少已有二百万册,但它的作者谈及自己的作品时,直到现在还显得低调而谨慎。

  陈忠实从1993年开始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,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,但始终讲一口陕西话,抽普通雪茄。他把现在自己的外表形容为《白鹿原》里的晚年鹿三。“我是不用化妆就可以演鹿三的,”他说,“我现在就是个老长工形象。”

  陈忠实一直住在农村,经历、参与并观察了中国数十年来的乡村变化。1985年,他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8万字的中篇小说《蓝袍先生》,思考时代变迁下人的生存困境,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对解放前的中国乡村生活、乡村社会“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”。

  由此,他开始构思长篇巨著《白鹿原》。那时,他对这本小说有自己的野心,并且为此使用了“垫棺作枕”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。

  眼下,距离写完《白鹿原》已过去整整20年,陈忠实形容自己只是“写写散文,随意写作”。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在20年前《白鹿原》完成后就开始酝酿的那部描写建国后到当下的乡村生活长篇小说,但他一直没有动笔。“没做成,”他简单地这样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“我的《白鹿原》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从1978年开始有意识地排除掉一些左的观念、习惯和概念,并且形容当时是“第一次打开自己”。“十七年文学”对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?这些影响在《白鹿原》创作之前是如何被完全根除的?

  陈忠实:影响非常大,我就是在“十七年文学”中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,整个是在其中成长起来,当时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,比如《艳阳天》《山乡巨变》《创业史》,都是当时农村题材颇具影响的作品。还有新文学,包括沈雁冰、郭沫若、巴金。

  到新时期,要排除极左文艺思想对我很深的影响,光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必须以真正的文学作品(来排除)。我当时从短篇开始练习写作,选择了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个世界短篇大师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,最后又选择了莫泊桑精读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契诃夫是以人物结构小说,而莫泊桑是以情节和故事来写人物。相对起来,莫泊桑更适宜当时我的写作水平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《白鹿原》里涉及到两个政党,又有白嘉轩这样的恪守封建习惯的传统代表,在描写时要做到“旁观”“中立”是否会比较困难?

  陈忠实:不是客观也不是中立,我是比较真实地来写那段历史,那段历史中间的中国乡村社会,各种人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历程,心理裂变的历程。就是争取做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真实。避免以往我们,譬如说写那段历史的时候……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有倾向性?

  陈忠实:不是倾向性,倾向性我也有,我倾向共产党,我的《白鹿原》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,但不要用过去“十七年文学”那样的笔法写国民党各级官员和一些负面人物,我也是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去写,无非是这样。

  我要纠正你,绝不是中立,你看我在《白鹿原》里对共产党的几个革命者,连他们的一个缺点都没有写过,极力歌颂;写腐朽的那个社会层面那些人物的,也是写他们的真实情感,他们如何腐朽,才造成了他们最后的败亡。

  这个容易形成误解,以为是在这儿中立的。绝不是中立,历史也不是中立的,这是历史的真实。腐朽的国民党最后的败亡和共产党最后的胜利,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,这不是个人要采取的中立,不分彼此,那显然不符合历史。普通读者都不会接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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